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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案追查機制與蒙冤者的制度救濟

  現代國家,冤假錯案的發生及其糾治,可被視作一張法治的“試紙”,從中檢測出一國司法的完善程度和法治水平。即將過去的2014年,保持了十八大以來司法糾錯的良好勢頭,一年來被糾正的十餘起錯案,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提供了註腳。就司法正義而言,糾錯是“治標”,是通過個案公正重塑公眾對司法的信賴。而通過個案反思制度不足,將糾錯經驗上升為能避免錯案發生的制度經驗,從辦案過程、糾錯機制、問責制度和蒙冤者救濟四大環節,完善制度設計和程序機制,則會走出轉型時期中國司法的種種困境,找到歸復正義、促進法治的“治本”之道。   1   守住疑罪從無的制度底線   制度上的不完善、程序上的非理性、實體上的形式遷就、量刑上的留有餘地等,都註定了當年錯案“漏網”的必然性。   因為人的認識局限,錯案的發生客觀上幾乎不可避免。良好的司法制度並不是追求虛妄的零錯案率,而是通過一系列科學文明的制度裝置,降低各個環節錯案發生的可能性。任何國家的刑事司法制度,都面臨著一個兩難的任務:既要將有罪的人繩之以法,又要讓無辜者免受牢獄之災。我國曆來強調打擊犯罪,忽略了保障人權,因而理念上難以擺脫“有罪推定”“疑罪從有”的觀念束縛;制度上也未能有效貫徹“無罪推定”的原則。這恰是釀造諸多冤假錯案的根源所在。   梳理近年來被糾正的錯案,有一條“有罪推定—刑訊逼供—疑罪從有—折衷量刑”的邏輯線索,制度上的不完善、程序上的非理性、實體上的形式遷就、量刑上的留有餘地等,都註定了當年錯案“漏網”的必然性。例如多起冤案不同程度上與當時“重犯罪打擊,輕人權保護”的刑事司法理念有關,與公安機關強調“命案必破”、片面追求破案率和有罪率有關,與刑事訴訟結構中三機關配合有餘、監督不足有關,與司法對證據規則的貫徹不徹底有關。如何完善阻隔錯案的程序機制,堅守“疑罪從無”的制度底線,是我們反思錯案、推進司法進步的關鍵。   為此,一要堅持“疑罪從無”。司法防止冤假錯案最保險的方法,就是恪守疑罪從無的程序理性,只有那些證據確實充分的案件方可定罪,對於有疑點的案件則進行無罪化處理。二要堅持以庭審為中心。以往存在庭審虛化現象,關鍵性的判決意見往往提前商量確定,庭審成為“走過場”。只有發揮庭審在查明事實、認定證據等方面的決定性作用,才能有效阻止錯案進入實體判決。由此,更要儘快落實四中全會的要求,“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保證庭審在查明事實、認定證據、保護訴權、公正裁判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三要堅持非法證據排除。一直以來,我國立法對非法證據排除“留有餘地”,證據規則並不嚴格。證據是還原案件事實的關鍵,只有在證據上嚴格證明標準,徹底貫徹非法證據排除,才能阻隔誤判錯判。   2   構建司法糾錯的常態機制   司法制度改革應當有針對性地完善糾錯機制,讓糾錯告別各種偶然因素而進入常態化、規範化、法制化軌道。   優良的司法制度,內含免疫力和糾錯功能,通過配備靈敏有效的糾錯機制,及時糾正失誤的司法判決。比較十八大之前的冤案平反,更多依賴於“亡者歸來”“真凶落網”等偶然性因素;如今這一困局被打破,很多錯案是法院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糾正的。尤其是念斌案和呼格吉勒圖案更具“典型性”,分別確立了司法糾錯“疑罪從無”的先例,以及被執行死刑案件的糾錯先例。   但綜合分析一年來公開報道的12起錯案,平均糾錯時間長達10年左右,凸顯出我國司法糾錯機制仍然存在諸多不確定性:一是糾錯更多取決於上層意志,啟動程序法制化不夠。最典型的莫過於聶樹斌案啟動複查,其動力直接來自最高法院。二是糾錯更多止步於個案,反思制度建設的效果不明顯。在申訴制度、再審制度、問責機制等的完善上,錯案的反作用力尚不夠。三是糾錯更多限於無罪證據確鑿,嚴格按照疑罪從無進行糾錯缺乏力度。對於沒有確鑿證據證明被告人無罪的疑案,司法機關往往缺乏糾錯的決心和動力,凸顯出“定罪可以疑罪從有,糾錯必須板上釘釘”的思維誤區。   針對錯案發生的客觀可能性,司法制度改革應當有針對性地完善糾錯機制,讓糾錯告別各種偶然因素而進入常態化、規範化、法制化軌道。一方面,需要改革完善再審制度。目前,我國再審制度在司法糾錯上還存在諸多局限,對當事人及其家屬的申訴權利保障不夠,對法院、檢察院提起再審的責任設定不夠,對啟動再審的證明標準過高。由此,應提高申訴權在啟動再審程序上的影響比重,防止蒙冤者要經過十餘年馬拉松式的申訴才能重啟再審;對法院、檢察院作出相應的責任預設,對於符合再審條件不啟動再審的進行責任追究;修改認為生效裁判“確有錯誤”的再審啟動條件,適度降低為“確有疑點”,發揮再審在證據核查、貫徹“疑罪從無”等方面的實體功能。   3   激活錯案問責的倒逼功能   要通過深化司法體制改革,改革完善審委會制度,實現司法體制機制去行政化,真正實現讓審理者裁判,然後才能實現讓裁判者負責。   錯案的發生,與辦案人員急功近利的思想驅動關係密切。在“動機—行為”的分析框架下,改變辦案人員的心理預期,通過責任倒查和嚴格問責的方式,能有效規範具體的辦案行為,倒逼執法者依法文明辦案,減少錯案發生幾率。從之前媒體的梳理情況看,絕大多數被糾正的錯案,並未實現公開透明的責任倒查和追究,少部分問責也局限於“組織內部追責”,很難對其進行輿論監督。針對這種現狀,應當以責任倒查為突破口,完善錯案問責制度,真正激活問責對執法規範化的倒逼功能。   一是落實“誰辦案誰負責”制度。問責的前提是權力歸位,權責一致才能實現問責。以往,由於存在審委會異化和行政化體制羈絆,辦案人員難以按照自己的獨立判斷自主辦案,“判者不審、審者不判”的現象較為突出。如果辦案者貫徹的是他人意見,那麼讓其為錯案承擔責任便有失公允。可見,有效問責的前提是確保辦案的自主權,阻止任何不正當的干擾。四中全會《決定》要求,“建立司法機關內部人員過問案件的記錄製度和責任追究制度。完善主審法官、合議庭、主任檢察官、主辦偵查員辦案責任制,落實誰辦案誰負責”。為此,要通過深化司法體制改革,改革完善審委會制度,實現司法體制機制去行政化,真正實現讓審理者裁判,然後才能實現讓裁判者負責。   二是健全責任倒查剛性機制。四中全會提出,“實行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制和錯案責任倒查問責制,確保案件處理經得起法律和歷史檢驗”。責任倒查的關鍵,是要讓權責一致的邏輯鏈條不斷裂,在權力行使者心裡形成牢固的責任預期。目前,錯案責任倒查還缺乏具體明確統一的制度規範,實踐中容易隨意化,問責主體與被問責對象存在利益同一性,問責的獨立性保障不夠。為此,應就錯案問責設計剛性的程序性安排,明確規範責任倒查的時限、主體、方式、責任等,讓責任倒查機制落地。   三是力推錯案問責程序公開。問責對象是執法人員,不乏現任領導幹部,使得問責面臨諸多阻力和障礙。破解這種阻礙,除了尋求第三方問責主體、強化問責獨立性之外,還必須輔以公開透明的程序安排,以公開促公正、以透明防貓膩。只有在制度設計中保障當事人及其近親屬對於問責的知情權和控告權,充分尊重民眾對責任倒查和問責情況的知情權和監督權,實現問責的信息和程序公開,才能讓責任倒查制發揮警示功能,令其他辦案人員從中感受到問責的力度,從而規範自己的具體辦案行為。   4   完善蒙冤者的救濟機制   司法糾錯的制度正義,須延續至對蒙冤者回歸社會的救助,由國家和社會承擔起應有的義務,從制度上為他們融入社會創造條件。   對於錯案的關註,始終不能脫離蒙冤者的生存境遇和權利保障。蒙冤者無辜受刑,不僅遭受了國家刑罰不公的傷害,更失去了與正常人一樣生活的諸多機會。傳統的司法糾錯制度,只是關註到蒙冤者前一方面的補償,而缺乏對蒙冤者如何作為一個正常人健康生活的救濟。   由於缺乏對蒙冤者昭雪之後生存境遇的關註,那些曾脫離社會多年甚至十多年的無辜者,在重回社會時面臨諸多困難。缺乏足夠的制度性救濟和幫助,只是簡單地以國家賠償金作一次性物質補償,並不能幫助蒙冤者歸復社會。比如,最近有媒體報道,趙作海出獄後4年半,做傳銷被騙了15萬,開旅行社賠了兩三萬,據他稱還被兒子偷走14萬,國家賠償款已散盡大半,如今又和家人鬧翻,害怕老無所依甚至超過坐牢。其個案值得我們深思。   司法糾錯的制度正義,須延續至對蒙冤者回歸社會的救助,由國家和社會承擔起應有的義務,從制度上為他們融入社會、正常生活創造條件。具體而言,一是改革完善國家賠償方式。對國家賠償金,可借鑒國外經驗,由一次性發放改為“首付+按月領取”,以防止理財不善而陷入生活困頓。同時可增加相應的國家賠償方式,例如安排工作、提供創業幫助等。二是納入社會救助機制。對蒙冤者採取多樣化的社會救助,提供醫療幫助,恢復身心健康,在就業培訓上提供有效的指導和幫助。三是構建社會幫扶體系。發揮工會、婦聯、社區等渠道作用,支持民間平冤組織開展幫扶活動,引入社會組織力量,幫助他們儘快融入社會,讓正義的陽光持續照亮歸來者的未來。   漫畫勾犇  (原標題:疑案追查機制與蒙冤者的制度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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